社区动员与“后单位”社区公共性的重构

后单位社区的公共性主体从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归聚于社区,其内部动员机制经历单位制消解下从指令性到赋权性的内部演进路径。近年来,后单位社区的治理进程和社区建设更是展现了基层社会动员模式的变迁进路。基于L社区两次动员实践的回溯与比较发现,各动员主体的行动均受制于单位体制隐形在场的制度和惯习约制,并且以社区动员的内卷化、精英替代和话语体系多元为表征的动员困境的生成,恰与"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整合方式向"国家—社区—个人"的新型整合框架转型相同步。基于后单位社区现实的独特性,构建权力边界更加清晰完善的赋权式动员更符合后单位社区新公共性重塑的需要。     

从静态到动态的先天形式——卡西尔对康德认识论的超越

卡西尔不仅是西方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文化哲学家,也是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在自然科学范围内,他通过吸收现代数理逻辑思想,在自觉运用功能论与批判哲学先验方法的基础上,对康德原本静态的先天综合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推进,提出了动态的先天形式思想。卡西尔还把康德哲学建构论原则推广到人类文化活动领域,认为文化形式具有对于经验的赋义作用,从而扩展了康德的认识论。对卡西尔与康德有关思想差异的比较和分析有助于人们对先验哲学的理解以及卡西尔哲学内在逻辑的把握。     

论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及其困境与出路

虽然我们倾向于一般地将冯特创办心理学实验室这一偶然的历史事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标志,但事实证明,正是在反复不断地重复着的关于这个历史的这种叙事方式所培育起来的思想的习惯性中,这个叙事所包含的那个"标志"的象征意义逐渐褪隐,乃至于最后消失殆尽,并在关于心理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将我们的思想引入歧途。通过把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突显出来,并作为专门的主题分析其历史的困境及其在逻辑上必然的出路,才得以解构并超越上述思想的习惯性,并获得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必然是什么的洞察。     

对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反思及优化策略

互联网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不言而喻。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刚刚兴起之时,就有研究者率先开展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研究,此后,相关的研究不断得到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化,并形成了一股全新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的潮流。然而,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其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则势必理应得到充分的反思性考察,也只有在此充分反思而奠定的基础上,才能据以展开实践的探索。本研究在充分考察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反思,并探索性地提出解决措施。     

新型政党制度所蕴含的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智慧、和合智慧、包容智慧,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内在优越性,实现了群众根本利益与群体特殊利益的有机统一、实现了政党关系的非对称性和谐、实现了通过政党协商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克服了垄断型一党制和竞争型两党制、多党制的固有弊端。作为和谐型多党制的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展现了中国智慧,为世界政党制度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新方向和新选择。     

东北振兴再出发：从问题思维到优势视角

在发展主义影响下，人们对东北发展与振兴的认识呈现出明显的唯经济论倾向，即简单地将东北发展问题等同于区域经济赶超问题。囿于产业、企业、产值、税收等看得见的物质性因素，经济手段成为推进东北振兴的关键举措，经济增长成为评价振兴成效的核心标准。相应的，在实施多轮振兴战略之后，面对经济调整的低效表现，某些社会归因也从主张改革经济结构转而质疑东北文化、传统甚至东北人，形成一种全面唱衰、难以逆转的“问题思维”。在新发展阶段，应超越发展主义对经济增长的迷恋，运用更积极的眼光看待区域发展危机，从社会文化多元视角激发地区内生优势和自主潜能，找寻东北社会的发展自信和转型之道。     

逻辑与非逻辑思维在创新思维发生中的作用

逻辑与非逻辑思维在创新思维发生中是相互交替、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二者贯穿于创新思维发生过程的始终。逻辑思维在创新思维发生的准备期、酝酿期起主要作用;非逻辑思维往往在创新思维发生的豁朗期较为突显,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从富勒的两种道德观看边沁的权利思想

传统观点将边沁的功利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认为他否认道德的绝对性,将善和恶完全视为个人的主观评价。在介绍、梳理富勒两种道德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权利观。边沁功利主义原则的价值在其批判性,它所追求的其实是“愿望的道德”,有其以“平等关切”为基础的道德原则,并有“利他主义”的倾向。边沁不仅承认个人的法律权利,而且也不否认个人的道德权利。边沁的“平等”观念,切合着富勒的“愿望的道德”。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